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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人。
考察团一路经日、美、英、法之后，于1906年3月6日半夜时分入境德国。7日早上到达柏林，德国将他们安排在皇家饭店。德国皇帝对考察团亦是欢迎备至；德皇还送给戴鸿慈和端方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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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2月25日，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不仅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也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的上谕。
“集团崩、红船沉、坏人亡绝灭，好人含冤得雪，他就来收钱。”
为了做好中国考察团的接待和安排考察活动，德国有关的部委和帝国的有关部门确实做了周到细致的工作。因为考察团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德国专门为他们编印了较宜理解而又详细的资料，并请带回给中国皇帝。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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